我們這一趟德國之旅的緣起，是應杜賓根大學漢學系所舉辦的台灣紀錄片電影節的邀請，其他學校的放映會都是這個活動的延伸，都是由杜賓根大學吳淑雄老師協助安排，所以這次行程的豐碩美好，都要歸功於她。
杜賓根是一個只有8萬多人口的大學城，其中三分之一是大學生，三分之一是教職員，另外三分之一則從事著與大學相關的行業。走進杜賓根舊城區就像走進中古世紀的影城一般，狹窄的石板路曲折蜿蜒高低起伏，兩旁建築每一棟都是藝術精品，都大有來歷。在建築與建築間不經意隱藏著窄小的石板階梯，走上走下是一個又一個驚喜！ 我們居住的Hotel Hospiz位於舊城中， 俯瞰黑格爾書院，拐個彎是市政廳和市集廣場，下一個斜坡就是大教堂，往上過去是城堡，全部都在走路20分鐘的距離。
威廉大道是舊城區外圍主要幹道，路的一側外文系館樸實的房舍外掛著兩條明顯的直幅海報：台灣紀錄片電影節。這是我們這次活動的場址。其實不只在外文系館，在威廉大道上的許多酒館飯店中，都可以看到電影節的傳單海報。主辦單位對這次活動的用心處處可見。對台灣在德國知名度的提升有很大幫助。
13，14日兩天放映的台灣影片共6部，我的影片4部：《暗暝e月光--台灣現代舞蹈先驅蔡瑞月》、《青春祭》、《火線任務：台灣政治犯救援錄》、《好國 好民》。另外還有戴立忍導演的：《不能沒有妳》以及崔愫欣導演的《貢寮，你好嗎？》。觀眾大約在25到35人之間，影展主席舒耕德教授（Gunter Schubert）對學生出席率偏低表示失望。吳老師告訴我可能是正逢期末考的關係。
台灣客家作曲者顏志文曾經說過一句話：如果你對自己的創作有信心、有熱情的話，即使台下只有一個觀眾，你也要很快樂的唱給他聽。《好國 好民》自去年10月份開始在台灣與美國巡迴映演以來，觀眾多則200人，少則個位數，我都是抱持這樣的態度。
若從觀眾反應與映後討論，我認為這次台灣紀錄片電影節是很成功的。尤其是14日《好國 好民》映完，觀眾掌聲持續不歇，直到吳老師跑過來教我起身答禮，映後座談才得以開始。觀眾成員包括當地學生與社會人士，有前AI台灣救援小組的負責人，有從法蘭克福來的律師，也有台灣來的學者。
觀眾的問題顯示他們對台灣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，例如：
中國若民主化，台灣人是否比較不會害怕與中國統一？
我總是以李明聰老師的名言作為標準答案：若中國是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國家，台灣人應該比較不會害怕與中國統一。但是反過來說，若中國是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國家，中國人應該也不會害怕台灣獨立才是。中國人應該會懂得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。
越來越多人到中國做生意，是否會影響台灣認同？
確實會有影響，企業家以台商身分到中國投資，在台、中兩地享受優惠，他們未必真心支持統一，但是每逢台灣選舉時，他們為討好中國會出面支持傾中候選人。
《好》片中沒有外省人的聲音......等。
《好》片中其實外省人不少，只是沒有去強調他們的省籍，外省人不等同於不認同台灣，許多外省人有非常強的台灣認同。
其中最特別的問題是，
導演如何看待藝術與宣傳（propaganda）? 這是第一次有人問我這樣的問題，我當場的回答是：紀錄片不是新聞報導，沒有客觀與否的問題，也沒有平衡報導的問題。紀錄片工作者往往有明確的理念要表達，我是紀錄片工作者，同時也是社會運動的參與者，當然會希望透過影片去闡述我的理念。然而如何讓影片感動人心，或有效與觀眾溝通，就必須要經過藝術的處理。另外我想補充說明的是：藝術絕對是主觀的，沒有人會問藝術家，你的作品客觀嗎？若我們認為紀錄片是藝術創作形式的一種，那麼紀錄片的主觀是就是必然的。
電影節結束，吳老師安排我們與六、七名台灣學生聚會喝啤酒，有2位中國同學也一起來參與。我和學生角色互換，多數時間靜靜聆聽他們暢談學業、抱負、人生。聶卡河畔，金色陽光燦爛，我想起一首舊時代的歌：
Imagine there's no countries
It isn't hard to do
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
And no religion too
Imagine all the people
Living life in peace
.....
自去年10月首映以來，《好國好民》已在台灣播映近40場。在美國，2位在職年輕人──鍾佳君與張皓博──犧牲他們的假日，利用週末帶著影片到各地同鄉會與大學巡迴映演，至今也趨近30場。今年夏天，影片還曾應邀到德國四所大學巡演。每次的映後討論都相當熱烈，屢見令人驚喜的火花，也不時聽到發人深省的意見，更多的時候只是單純的鼓勵：「我看了6遍...。」，「我看了4遍...。」，「那位留學英國的女孩說話時，我哭了...。」
